1979年2月17日，清晨的宁静被一阵阵猛烈的炮火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破。那一天，炮火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中国的部队迅速向越南境内挺进。虽然大多数中国士兵可能已经知道越南在我国边境地区的挑衅，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场冲突的背景却并不完全明了。越南当局曾经恶语中伤中国，称中国人阴险狡诈，警告国内要提高警惕，甚至表示要消除来自北方的压力和威胁。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敢如此放肆，无所畏惧。因此，这场突如其来的、短暂但猛烈的战争，被许多人看作是对越南这一恩将仇报行为的惩罚。
侯和平是一名隶属于广州军区的士兵，参加了这场对越反击战。当时他是一个班的班长。战斗开始前，部队内部就已经开始流传一条来自许世友将军的命令——要狠劲打击，尤其是针对越南的特工人员，要直接消灭敌人，不给敌人任何机会，不留任何活口。这条命令实际上是一个提醒，部队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因为在越南的丛林山地中，敌人可能随时出现在任何地方，暗藏的危险无处不在。
展开剩余81%随后，越南不仅派遣了大量的特工进行突袭，还动员了大量民兵参战，战后国内也流传着一种说法——越南的普通百姓看似无害，但其实他们可能藏着武器，随时可能变身为战斗人员。至于越南被称为“越修”，则是因为与苏联的结盟关系。那时的中国，曾因中苏关系恶化而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而越南的亲苏举动也让其成为了“修正主义”的象征。
2月17日的炮火声响起后，所有的讨论与计划都转化为了具体的作战指令。侯和平所在的连队与其他部队一样，战前进行了包括射击训练、战术动作学习以及敌方火力配置的识别等多方面的准备。接下来的五天五夜里，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2月22日上午，侯和平接到了一个新的紧急任务——与其他20名骨干一起，深入敌区执行营救任务。
这项任务由团部直接下达，前方的参谋长和先遣队在转移阵地时遭到了越军的袭击，67人分散在战斗中，其中20人失联。侯和平和他的队友们迅速出发，尽管他们的弹药充足，但粮食和水源却非常紧缺。而且，行动的危险性极高，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敌军，而是隐蔽的小股敌人，且战斗过程中时刻可能遭遇伏击。更糟糕的是，天气也不配合，阴雨连绵，山路泥泞，队伍随时可能迷失方向。
幸运的是，侯和平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凭借多年使用指北针的技能，带领队伍成功找到正确的方向。在穿越丛林的过程中，队伍也多次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最危险的一次，前方的草丛中突然响起了不明声音，幸好侯和平及时指挥大家迅速卧倒，避免了敌人的狙击。整个过程中，这个小队不仅要打击敌人，还要在崎岖的地形中艰难行军，最终到达了复合县班占村以西的高地。根据情报，那里由越军两个加强营守卫。
由于地形险要且敌军严密把守，侯和平他们的营救行动面临巨大的困难。为了避免暴露炮火位置，他们只能靠近敌军阵地进行营救。随着夜色降临，小队与驻守该地区的某团部队联合展开了营救行动。然而，由于敌军的工事坚固且布防严密，双方很快陷入了对峙。为了避免被敌军牵制，侯和平的队伍果断撤退，决定稍后重新部署进行营救。
四天后，营救行动重新启动。这一次，由于炮火支援的配合，越军占领的长形高地很快被攻占。深入敌区后，他们找到了参谋长等人遗留下来的被毁车辆，但车上人员早已牺牲。虽然队员们感到无比悲痛，但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他们继续为完成任务而奋战。虽然这次营救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没有出现伤亡，侯和平所在的小队为此感到安慰。
这场营救行动虽然没有成功救回所有失踪人员，但也体现了中国军队在复杂地形下的灵活应对和高效执行力。在战斗前，许世友就预见到类似的突发情况，并为此做了周密准备。早在1978年12月，许世友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开始部署各参战部队。为了确保一切准备到位，许世友亲自到各阵地进行视察，甚至在高炮阵地发现了工事深度不够的问题，立即要求改进。
许世友还亲自督促阵地伪装工作，确保阵地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暴露的风险。对于许多临时阵地，许世友也毫不松懈，他指出，如果敌机来袭，阵地的安全至关重要。战前，许世友深入各战区，进行地形勘察，他发现边境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山势陡峭，河流纵横，密林遍布，天然岩洞众多，极易被敌人利用进行伏击。
最终，许世友决定采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方式，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猛烈攻击，快速摧毁敌人防线，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完成任务。这种策略不仅符合对越南的惩戒目标，也避免了与敌人进行长期消耗战。在这一过程中，我军也密切关注着北方边疆的局势，特别是苏联可能的反应。由于越南早已与苏联结盟，苏联的支持使得越南在东南亚的行动变得愈加猖狂。
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打击了越南的军事力量，也为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从战争中汲取的教训，使中国在今后的军事行动中更加注重兵种协调和后勤保障，也推动了军事理念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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