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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文件提出 ，加强人工智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探索集约构建多模融合的城市大模型，打造城市智能体应用。
这像一枚信号弹 ，照亮了数字城市的下一轮方向：城市不再依靠堆叠应用扩张能力 ，而要让智能体成为新的“神经系统” 。城市将逐步从“入口式数字化”，迈向“智能体式治理 ” 。从点击菜单 ，到表达意图；从寻找功能 ，到跨部门自动编排；从被动服务，到主动响应。这不是升级 ，而是换了底层逻辑 。
曾几何时 ，衡量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指标，是政务服务App的数量与覆盖率 。北京的“北京通 ”整合800余项服务；上海的“随申办”服务超1200万用户；深圳的“i深圳 ”囊括4000项功能。每个城市都在炫耀自己的“应用矩阵 ” ，这背后 ，更是一场悄然进行的政绩竞赛 。下载量成了KPI，服务项数量成了政务热词 。这场应用竞赛的喧嚣，正在逐渐消退。政务App铺得再多 ，用户使用率却并未成正比增长 。功能重复 ，数据割裂，入口繁杂 ，更新滞后 ，成了绕不开的四大问题 。于是，疑问浮现：我们是需要更多 App ，还是需要更少步骤？
就在这一刻 ，一个新的范式悄然成形——“总有一个应用程序适用”的旧逻辑，正在被“总有一个智能体适用 ”的新思维所替代。如果说App是数字政务的“显性肌肉 ” ，那么智能体 ，则是其“深层神经” 。App是展示，智能体是感知 。
城市数字化竞争的转向：从“体力堆积 ”到“结构跃迁 ”
过去十年 ，城市的数字化建设像一场排兵布阵的应用竞赛。谁的App多、服务项全 ，谁就在数字治理排行榜上更进一步。但这种比拼正在失效 。真正决定未来竞争力的，不再是首页图标的多少，而是系统底层的智能程度 。数字治理从“体力堆砌” ，转向“脑力重构 ”；从叠加应用 ，转向构建智能体生态。
未来的城市竞争，不再取决于谁建了多少数字大楼 ，而是看谁能把楼下的道路、水 、电 、信息流调度得更顺 。城市的底层逻辑 ，正在从“建筑物思维 ”跳向“生态系统思维” 。应用是工具，智能体是助手。应用像搬运工 ，把线下表格变成电子流程 ，把排队窗口换成界面入口，本质仍是“把内容运过来” 。而智能体呢？它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数字公务员 ” ，能听懂意图 ，能串起流程，能替你绕过卡点 ，甚至提前提醒你“这事还差一个材料 ” 。
城市需要的从来不是更多按钮 ，而是更少阻力；不是更多入口，而是更少路径。这正呼应了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的经典之言：“信息不是堆积起来的数据，而是经过加工与编排之后 ，能驱动行动的判断依据 。”数字化的真正目的 ，不是让人学会系统，而是让系统学会人 。
从App堆砌到智能体生态：数字治理的第二曲线
App时代的技术逻辑很直接：一个场景 ，对应一个应用；一个流程 ，设计一个模块；一个部门，上线一个系统。数字政务如同搭积木 。每搭一块 ，都是一次“上线仪式 ” 。积木越多 ，似乎代表建设越充分。但越往后，积木之间越难拼接。于是 ，各地政府开始整合入口 ，试图用“超级App ”来解决碎片化问题 。比如“浙里办”“粤省事 ”“苏服办 ”，这些平台把所有服务项统一收口、集中展现 。乍看确实整齐了 ，入口统一 ，界面简洁，但也只是把积木装进一个大盒子里。
但问题很快暴露：用户只是少装了几个App，但流程并没有少跑 。系统后端依旧各自为政 ，部门数据仍然“各扫门前雪” 。一个迁户流程 ，可能还要在三个子系统间穿梭，上传五份重复材料 ，再做一次毫无意义的“信息确认 ”。你看到的是平台 ，但你体验到的，仍是部门 。
这种模式的极限已现 。它就像把几十位独奏音乐家请进一个大厅演奏 ，却不给他们谱子 ，也不给他们指挥。即便技术再好，声音终究嘈杂 。而智能体生态的出现 ，为这一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它不再依赖一个超级App包打天下 ，而是以“服务智能体 ”作为最小执行单元，以“智能体容器”作为调度中枢 ，重构服务结构。每一个智能体 ，都是一个任务型助手 。它不是模块，而是“能理解 、能判断 、能操作 ”的个体 。它理解“我要落户 ”背后的真实意图，能跨越户籍、教育 、房产 、税务等多个系统 ，自己“跑流程” ，而非用户去点按钮。
更关键的是，它不只会“办” ，还会“学 ”。它能总结出最常见的卡点、最快的路径 、最高效的提交时段 ，形成知识再应用 。它不再是“服务模块 ”，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知识工作者 。如果说过去是让公务员的键盘快一点 ，网速稳一点 ，未来则是用智能体，让“知识工作”本身自动化。
这意味着 ，未来的数字政务 ，不是一个更大的平台，而是一个可以复制 、指派、授权 、共创的智能体网络 。像一个高效组织 ，人人有职能 ，彼此协同，系统流动 。换句话说，城市在变成一个活系统 ，它不再通过增加岗位或扩展平台来提升能力 ，而是通过智能体生态，构建一个具有自治能力 、感知能力、应变能力的“数字生命体 ”。
智能体容器：数字城市的“神经中枢 ”
智能体不是“应用的升级版” ，而是另一种生命形态 。它们不依附于App界面 ，也不被某个功能模块限制 。它们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运行环境 ”，一个属于智能体的基础结构。这个运行环境 ，就是“智能体服务容器 ” 。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过去的App更像“小家电” ，每一个都自带开关、自管逻辑 。而智能体容器则像一张电网，统一供能 、统一调度 ，所有智能体在其上调配资源 、共享数据、协同决策。换句话说 ，它不再是“服务入口 ”，而是“服务底座 ” 。不是一个窗口的集合 ，而是一个城市数字服务的神经中枢与调度引擎 。
在容器中 ，智能体不再是孤立执行的“客服机器人”，而是作为一个能被编排 、能跨域调度的“任务单元 ”。当市民说出“申请养老补贴 ”，容器自动调用社保智能体 、民政智能体、数据校验系统 ，全程后台协同 ，前端只呈现一个结果：“已受理，预计3日到账。”
这不再是用户点击按钮的流程组合 ，而是一种面向任务的智能编排系统 。用户无需理解流程 ，只需表达需求；系统无需展示路径，只需交付结果 。无锡的一位早餐铺老板 ，对着智能终端说出“申请营业执照续期” ，系统自动调取3年经营数据 、税务记录 、卫生评级，10分钟后电子证照已更新入库；上海写字楼里的白领轻触屏幕 ，“长三角人才落户 ”智能体跨省联调社保、学历 、房产信息 ，生成个性化办理指南。
城市服务的定义，在这一刻被改写：从多部门 、多系统的并列展示 ，进化到统一理解、统一响应的结构协同 。说到底 ，这是一种“操作系统级 ”的重构 。正如Windows之于Office，不只是展示应用，更是调度资源 、分配权限 、协调多线程的操作系统。同样 ，智能体容器之于未来城市 ，也将不再是“政务平台的新版UI”，而是成为城市智能服务的“操作系统 ” 。谁掌握了这个系统 ，谁就掌握城市数字化的下一次跃迁 。
智能体碎片化的危险：从信息孤岛到生态孤岛？
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布局“智能体容器 ”时 ，一个熟悉的危险也再次浮现：碎片化。
过去，App各自为政 ，形成“信息孤岛”；今天 ，若各地智能体容器各自为阵，将走向更隐蔽却更严重的“生态孤岛 ” 。表面上 ，每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智能助手 ，操作顺畅，响应及时 。但细看之下 ，你会发现它们底层标准不一、接口格式各异、身份认证无法互通 、语义标签缺乏统一规范。
这意味着：广州打造的医保智能体 ，无法被深圳的容器调用；杭州开发的教育助手，无法嵌入成都的服务流程；甚至同一省份内的地市平台，也像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 ，谁也不认识谁 。
如果说过去的“信息孤岛 ”还可以靠“数据中台”打通 ，那么智能体之间的“生态孤岛 ”，则将导致协同能力的退化 ，乃至一次失败的智能化试验 。这就像每个国家都发明了自己的电源插头 、电压标准、频率协议 ，结果呢？你出国带个电饭煲，都得带半个旅行箱的转换头。
要打破这一困境 ，智能体容器必须具备三项能力：语义兼容 、服务编排 、身份信任。而这些 ，都依赖一套开放且统一的互操作标准协议 。也许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各自为营的智能体平台 ，而是一个能让各平台对话、交换 、协同的“城市智能体协作语言 ” 。像TCP/IP之于互联网 ，像HTTP之于网页，它将成为未来城市数字生命体之间的桥梁与共通语。
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 ，5—10年后将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智能体越来越多 ，用户体验却越来越差；生态越来越复杂，协同反而越来越脆弱 。城市之间将不是“智能化水平”的竞争，而是“容器封闭程度 ”的内耗 。
城市操作系统 ，谁来编写？
如果说过去十年是应用程序定义服务 ，下一个十年就是智能体重新编排城市。在这个未来里，“智能体服务覆盖率 ”将取代“App下载量”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KPI ，“人机协同指数”也会成为城市竞争力之一 。这听起来令人兴奋 ，也值得警惕 。因为当我们把一切服务交由智能体完成时，一个新的问题浮现了：谁来定义它的判断逻辑？谁来设定它的行为边界？谁来决定智能体如何协同？
这不是工程问题 ，是治理问题。不是代码逻辑 ，而是权力逻辑 。当一个城市的智能体服务容器成为主流，当不同城市的容器之间无法互通 ，当每个城市都在编写自己的“城市操作系统 ” ，那么我们要问：这套系统的“根权限 ”，属于谁？是算法公司？是政府机构？是地方平台商？还是一个尚未诞生的“城市基础软件联盟”？
别忘了 ，每一代操作系统 ，都是一次隐性的权力结构重组 。Windows主导了个人计算的逻辑，Android与iOS塑造了移动互联网的边界，而未来的城市操作系统 ，或许将决定我们在城市中的行动能力 、知情权乃至生活方式。它不仅关乎服务调用的效率 ，更关乎数字治理的透明、公正与自治 。
智能体一开始解决问题，后来制造依赖 ，最终会不会变成新的垄断？今天的智能体 ，是协助我们办事的小助手；而明天的智能体，或许是我们看不见的中介 、仲裁者甚至是城市秩序的“分发器 ” 。技术的每一次跃迁 ，背后都藏着治理结构的变化。当城市逐渐成为一个个“数字生命体 ” ，谁来为它们写代码 、设边界、定规则，将成为下一代数字文明的核心问题。
也许 ，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 ，不再是智能体数量的竞赛，也不再是服务流程的简化比拼 ，而是：谁拥有一套开放的 、协同的 、可信赖的城市操作系统 。谁能让智能体不仅智能 ，而且公平 。谁能在看不见的代码里，保留住城市作为“人类共生场所”的伦理与温度。
（作者胡逸为数据工作者，著有《未来可期：与人工智能同行》一书）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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